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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岁老人整整流浪了100年
人民日报 2021-12-30 12:30:48
全文(共2页)
史志刚104岁了,从1921年开始,整整流浪了100年。
他从一个动荡和饥饿的年代走来,被迫落入流浪。可如今,这已经是他主动选择的生活了。他不会选择离开,除了死亡,没有什么能再终止他的流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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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程静之
编辑:杜强 王天挺
1、百年流浪的终点站
104岁的史老汉自称从4岁开始就在外面流浪,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了。
史老汉说,这一百年来,他跟随火车四处流浪,走遍了中国的东南西北。早年间,他去过东北三省,感觉沈阳还不错,哈尔滨的火车站就不行了,“在候车室也冷,一两天都走了。”郑州火车站东南西北都通,人流量太大,太挤,过道都没法睡。昆明停留了三五天,“到处有人掏钱,外边休息不安全”。他还提起,自己曾到过两个首都,一个是南京,一个是北京。不过,在前面提到的城市里,“哪里都比不上北京”。总而言之,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,都是一个原则,饭吃得顺口,容易讨到钱,他就乐意待下去。
如今,他坐在深圳北站附近的一个桥墩下,穿着一件捡来的黑色西装外套,贴身的毛衫和工装裤是陌生人买来送的。他带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,一个棕色手提包,一个黄色编织袋,里面装着过期的牛奶、饮料。垫肚子的有馒头、花卷,有些已经长了绿色的霉斑。无论老汉走到哪儿,他都会把三个包袱带在身旁,特别是黑色旅行包,那几乎装着他的全部家当——有一床褥子,几件衬衫和裤子,扇子和雨伞,还有一面镜子和一把小剪刀,以便照出那张苍老的面庞,剪掉又长又白的胡须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各处火车站查得不严,史老汉没有身份证,也从不买票,坐了大半辈子免费的绿皮车,见识过大大小小的省会城市,就是不知道“经济特区”长啥样。1980年,深圳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之后,关于这个城市发达的消息就在流浪汉们之间流窜,史老汉很早就想来这里看一看,说不定还能去一趟紧挨着的香港。
过来深圳之后,史老汉一直混迹在火车北站附近,时而住在人行地下通道,时而睡在河边,时而在街边铺一条毯子。一个多月前,他找到了新的落脚点,就在火车轨道的桥墩下。有人给他送来铺盖卷儿,他搁在百米外的老年健身小广场,那儿有两面墙壁,与顶上的立交桥围成一个夹角,挡风又挡雨。夜里,他和另外三位流浪汉做邻居。他说,这是他来深圳之后,睡过的最好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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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史老汉起身,准备往桥外挪一挪
十二月下旬的一天,从一大清早开始,深圳整个天空薄云密布,似乎没有一个好天气。到了九点钟,却有一丝阳光洒下来,太阳越开越大,“天儿还可以。”史老汉说。
每天早上八点,从深圳开往西安的火车从头顶经过。他在路边摆好一个饭盒,里面放着几张纸币——最大面额不会超过五块,用一瓶酸酸乳压着,以免被风吹跑了。那瓶酸酸乳的外盒黏乎乎的,生产日期是2018年10月,几号字迹不详,保质期十个月,已经过期两年多了。
在街边,老汉从不主动要钱,“不愿意说好话,也不愿意说烂话”,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坐着。
“每天这么坐着,心里想的是什么呢?”
“还不是想多搞几个钱。”他的话语里有几分幽默。
深圳人来自天南地北,同样是讨生活,看到老人家孤零零的,愿意给几个钱。运气好的时候,史老汉一天能搞到400块,“比一般上班的人还多。”另一名清楚内情的流浪汉说。
不过,随着时代更迭进步,人们出门很少带现金了。一位年轻的姑娘,送给了老汉一串棉花糖、一串糖葫芦。另一位姑娘,留下了一杯温热的奶茶。还有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,把一颗话梅味的糖果,放在老汉的饭碗里,蹦跳着,牵着妈妈的手离开了。
总的来说,一天下来,送吃食的人不少,史老汉倒也不担心饿肚子。碰到喜欢的,他会多吃两口,不喜欢就少吃两口。退一万步说,即便没人给吃食,编织袋里还有一些坏掉的馒头,“饿不着。”
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,很多过路人都知道老汉。一位来深圳十多年的老先生,每天接孙子放学,从这条道路过,看着老汉慢慢变老,自己也慢慢变老。他曾看过老汉的身份证——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包裹着,收在西装的内兜里,上面显示着:
姓名,史志刚。性别,男。民族,汉。出生,1917年3月27日。住址,河南省中牟县韩寺镇兴隆岗村105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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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史志刚的社保卡和身份证
那位市民感慨道,“104岁啊,你想想,深圳100岁的老头才不过20来个。”
到了这把年纪,史老汉身上没有一点病痛。然而,一些衰老的特征还是显露出来——褶皱的面孔发黑发黄,颜色跟袋子里变质的馒头表皮有些仿佛。眼角肌肉失去弹力后,左眼皮只能轻微抬起,漏出一条缝,看不太清了,另一只眼还能打开一个小口,露出灰白色的眼球。说话的时候,他的舌头不停打颤,唾沫不受控制地飞溅出来。他的牙齿也快要掉光了,上下各剩了一颗,还在坚持着,让他尚能体验咀嚼的感觉。偶然,路人送来一碗红烧牛肉面,他咬不动牛肉,嚼一个味道,再把肉渣子吐掉。
也有一些不清楚内情的路人会停下脚步。一天上午,一位拄拐杖的七旬老太,去医院取药时经过。这年头,她看新闻报道得太多,一些身家几百万的人还要出来讨饭。她义正言辞地对老汉说,“我可能比你大一点,批评你,不要生气晓得吧!赶快回家!”听旁人解释了缘由,老太太吃惊得捂紧了嘴巴,“104岁?看着不像。”又赶忙向老汉道歉,“刚才对你的看法有点片面了。”
一个扎着皮腰带,穿Polo 衫的中年男性,听了老汉的故事,打趣地说,“河南人才很多啊,驻马店知不知道?”他拿出一瓶白酒,“这是好东西,喜欢喝的话,送给你。”
老太太一瞧,赶忙制止,“年纪那么大了,万一高血压,喝出毛病了。”
“以后是不是要问我负责?”男人想了想,又把白酒拿了回来,“算了,还是别喝了。”
一个自称是派出所巡警的小伙上班路过,对老汉说,“深圳蚊子叮你那个脸,拿点钱去买花露水。”他观察到老汉的眼睛,又补充道,“你的眼睛不行了,要去买一下眼药水。”
“我什么水都不用。”老汉这才淡淡地搭理了一句。
尽管日子落到了这般光景,史老汉的情况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最近几天,深圳早晚天气变凉,有好心人给他送袜子,还有一双黑色的方头布鞋。一位50多岁的流浪汉打这儿过,说自己还不如老汉,“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。”
他盯着史老汉脚上的那双新鞋,又感叹了一次,“我就只有一双拖鞋穿。”
2、逃荒
时间快到正午,太阳升到了头顶,晒到了老汉的包裹。他站起身,提着几十斤重的家当,往阴凉处移了移。
在老汉一生的记忆里,关于饥饿和死亡的部分尤为深刻。他反复讲述,一岁时,母亲去世了。父亲把他托付在熟人沈家,在外面讨生活,一年到头不回去。那时候,沈家夫妻已经五六十岁,他们没有地,打不着粮食,经常一天就吃一个馍,有时候一顿都吃不上。
1920到1921年,史志刚从三岁长到四岁,华北地区发生大旱灾,波及五个省份,河南也在其中,资料记载灾民3000多万人。一位救济人员说他在河南20年,从未看到如此多的儿童被贩卖,男孩被卖作养子,价格从3元到80元不等。更多人选择背井离乡,去别处寻找生机。也是在那一年,史志刚的父亲回到了村庄,决定带着三口人逃荒,往西走。
史志刚记得,一路上,大片都是逃荒的人群。有的推着车,有的挑着扁担,有的挎着包袱,还有的什么都没带,空着两手。史志刚说,父亲当时推了一辆独轮车,装着被褥和其他家当。一开始,他们和沈家老人走在一起,后来到了火车站,人太多了,不小心失散了,就剩下了父子俩。那是在一个天不太冷的时节,他打着光脚,跟走在父亲身旁,“没一件衣服,没有裤子,也没有鞋子。”
他们沿着火车轨道,一路向西,时而扒火车,时而步行,天黑了就在路边睡。一天夜晚,他和父亲宿在一间小小的土庙里,里头供奉的神仙也是土做的。一夜过去,到了第二天早晨,父亲却没有醒来。两个汉子走进来,叫唤着躺在地上的男人,才发现,已经没有气息了。
“他们对我说爸爸死了,我都不懂死是啥,也不知道哭。”两个汉子抬着他父亲的尸体,在前面走得很快,他的脚力撵不上,跟着慢跑起来。后来,他们到了一个山坡上,忙活了将近一个上午,才挖了一个土坑,把父亲浅浅地埋了。整个过程,他都在旁边沉默地看着。
之后,史志刚跟着两位陌生人回了家。主人家让他干活,他连割草也不会,不乐意待下去,决定回村子里,寻找沈老头和老太。他说,他还记得村庄的名字,也记得爸爸的名字。一路向东,他顺着火车的轨道返回,走了好长一段时间,还真回到了村子里。
然而,沈家老人却没有回来。邻居好心收留了他,可粮食太过紧张,史志刚吃不饱,才又重新去了火车站,开始流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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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史志刚睡在街头
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,社会动荡,不少孩子的父母或因战争而去世,或因生活所迫而离家。在车站,史志刚遇到了各式各样的同龄人,他们每一日都在找吃的和住的。史志刚不敢往饭馆里去,站在小摊前,看着别人买馍馍,“伸手要一点,人家就这么掰一点。不伸手还没有那一口。”他们过着有一夜没一夜的生活,时而栖身在车站,人满为患时,就不得不找一面背风的墙壁,缩在角落里睡觉。
运气好的时候,史志刚能在街面上找到空房子,或者去一些破庙里,和各路神仙一起过夜。冬日里,“下雨了,下雪了,搁外头都冷了,一些好心人愿意把流浪的叫到家里,给一顿吃的,给床铺和被子,到了第二天早上,有的还叫吃过了早饭,才说,‘你走吧’。”不过,不少孩子睡不到天亮,半夜三更就起来,偷别人的钱财,被褥也给拉走,跑掉了。
那段日子,史老汉说每一年都有逃荒的人,但他没怎么饿着。直到有一天,他感到街道的气氛发生了变化,城里人都不敢出门了。有人说,日本人打进来了。再过不久,他就看见轰炸街道的飞机,来了一架,又来一架,前一秒还是鲜活的生命,后一秒就变成了尸体。轰炸过后,街面上几乎留不下一个活口。那些不再动弹的躯体,会被拉到村边上,散发着恶臭。史老汉用戏谑的口吻说,“狗不嫌臭,狼也不嫌臭。”
那年代,饿狼和饿狗都太多了,争抢着跑出来,啃噬尸体。
3、被卷入时代的热潮中
一只老鼠从角落里窜了出来。大概是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史老汉正吃着一份饭堂阿姨送来的快餐,有三块鸡翅、炒鸡蛋、蔬菜和米饭。老鼠一边嗅着,一边快手快脚地移步,走到半途,突然折返,不过一会儿,唤来了第二只老鼠。
接着,出现了第三只。第四只。第五只。
“老鼠也要找饭吃啊。”史老汉说,然后专心地啃起了鸡翅。
为了找口饭吃,战争结束之后,史志刚来到了北京。他记得,那时的街道有了一种喜庆的气象,四处贴满了红色的标语,插着红色的国旗,还能看到领袖的头像。大部分时候,他就在北京火车站待着,冬天候车室里有暖气,“光穿一个薄衫都不冷了,里头也有开饭馆的,吃饭都熟悉了,也不用出去。”
要是在北京待腻了,史志刚坐上火车就走了,去别的城市转一转。他记得,战争年代,很多小地方没有候车室,只有一个小小的房子卖票,人挤来挤去,别说坐位了,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车站里还有卖廉价铺位的,提供给那些深夜下火车的人,赶一大早火车的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日子平稳了,火车站的条件才慢慢好起来。
多年来,他透过火车的窗户,看到国家发生了太多变化,草房子逐渐变成了瓦房,村庄也越来越大。他还主动提到,曾有一年,听说中国人口多了2个亿,“加起来有13亿了,可地还是那么些地。”
“你是担心地不够种,粮食不够吃吗?”
“那咱要饭的不管那个事。”他笑着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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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早上,史志刚的早饭是一份肠粉
那些年,史志刚在别处转了一圈,会再回到北京。有时,遇到同是流浪的从别处回来,饿得浑身稀瘦,“哪里都比不上北京啊。”他感叹。不过,北京的候车室里也不好待,有办事儿的查到了,会把他们赶出去,再送回原户籍。
即便被抓到了,史老汉也是不害怕的,“接着流浪就对了。”
只有一次例外。那次,他和一群流浪汉被集中送去了一个钢铁厂,后来才知道是“北京石景山钢铁厂”。偌大的厂子,分白班和夜班,昼夜不停产,史志刚被卷入一股时代的热潮中。他所在的那一支队伍,一共100多号人马。开头一个月,他在那儿白干活,把一些炼坏了的钢材,搬运归拢至一处。到第二个月,他就领到工资了,成了正式工人,“有那个牌,去哪儿都行。”
在那段期间,坐火车要有单位介绍信,油粮布凭票供给。公共交通也讲买月票,史志刚买过几回,五六块钱一张,一个月坐车都不要钱。他去过天安门,看过升国旗,但没往故宫里头去,“排队的人太多”。
回到工厂食堂,人们吃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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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还好 [记恩杰] 2022-01-14 01:01: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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